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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战争:“持久的武器”如何无形亮剑
发布日期:2019-05-23 12:06 点击数: 次 来源:葡京娱乐

  摘要:军事出版工作是党和人民军队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是思想文化战线“持久的武器”。军事出版工作要坚定以理论自觉和科学的学术精神来体现核心价值观,在平时的练兵备战中坚守军事教材、军事文化、国防教育和培育人才的阵地,在战时发挥作为“持久的武器”的作用,实行高效军地协同、军民融合,达到鼓舞士气,瓦解敌军的目的,保证我军政治上、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先进性,打赢未来战争。

  党和人民军队的军事出版事业诞生于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人民军队成立90多年来,军事出版工作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个最高宗旨,坚持为兵服务、为基层服务、为战斗力服务,团结、凝聚和巩固了国防和军队的思想、舆论和文化阵地,为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成为直面战争却又身处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的一种“持久的武器”。

  革命战争年代,军事出版工作和党的出版事业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革命斗争史来看,军事出版工作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战争年代,无论是在江西中央苏区还是在延安、西柏坡,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同志始终高度重视出版工作,指导出版机构编辑出版了大量报纸、刊物和书籍。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清凉山创立了新华书店,统管图书出版发行工作。1939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出版发行部(后改为中央出版局),同时还先后成立了解放社、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光华书店等出版机构,不仅编辑出版了《反对本本主义》《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名文章,而且还翻译出版了马恩列斯的著作,用党的先进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全军,统一思想,培育干部和人才,打赢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尤其在国统区,党的地下组织冲破的封锁,成立了许多出版机构,出版、翻印了大量宣传革命理论、介绍革命事迹的图书。

  以《西行漫记》为例。1936年,为打破敌人的政治、经济和宣传封锁,中共中央和同志邀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斯诺归来后,创作了大量反映陕北苏区、领导人和红军的纪实作品,在1937年先后发表、出版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自传》《两万五千里长征》等作品。1938年2月,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著名出版家胡愈之先生主持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揭开了历史的真相,真实报道了和红军,打破了敌人的封锁。许多青年都是因为阅读了这本书而选择了参加、参加革命。《西行漫记》出版80多年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美,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积极影响,不仅给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和红军的窗口,而且使中国革命获得了世界人民的理解、支持和同情,发挥了团结群众、孤立敌人的作用,至今也依然是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必读书。

  军事出版工作与新闻工作是政治宣传工作的左膀右臂,它们的地位、作用、价值和目标是相同的,但属性和手段又有所区别。新闻是易碎产品,出版则不同;新闻在前线,出版在后方;新闻是轻武器,出版是重武器;新闻是舆论,出版是文化;新闻是舆论的鸣枪先发制人,出版是精神炸弹,后发制人;新闻是从大众走向更多的大众、是引导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出版是从大众走向小众或个体,是建设个人内心的精神家园。出版工作对内是凝聚一个民族、国家和军队的思想、理论、文化的阵地,对外则是重武器,是杀手锏,它是一个基础性、根本性的“持久的武器”,它是精神武器,或者说思想武器,它是无形的,却影响、决定和加固着人的核心价值观。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事出版工作应该如何服务部队,为战时做哪些准备?结合当前军队出版工作的实际,笔者认为必须要以强军目标为最高要求,坚定“四个自信”,强化阵地意识,做到“四个坚守”。

  军事教材(包括政治理论教材,军事训练教材、武器装备教材等)的编辑出版工作,是一个日常的基本的工作,这一个阵地相当于“训练基地”,必须坚守。军队出版工作应与各大军事院校和地方军事研究机构,实现强强联合,与时俱进地做好教材编写工作,这是使命任务,是军事出版工作的规定动作,直接为战场服务,为战斗力服务。当前,领导机关应适时成立全军性的军事教材编审委员会,统一组织、统一管理、统一标准,实现军事教材的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标准化和现代化。

  同志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对军队来说,军事文化同样也是战斗力。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军事文化传统和历史品格,人民军队也有着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的红色基因和文化品德。坚持、传承和弘扬军事出版工作的职能使命和光荣传统,就必须在军事历史、军事理论、军事科技、军事文艺等不同领域进行跨界“联演联训”和“联合作战”,实现“集团冲锋”,为丰富、发展、创新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先进文化贡献智慧,讲好强军故事。笔者建议创办的《军事故事会》杂志,受到军地读者的广泛欢迎和好评。正是因为杂志深刻讲述了我军建设发展中生动鲜活、感人至深的人和事,体现了人民军队和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进一步诠释、充实了新时代人民军队先进文化的内涵,为读者带来了一期期精神盛宴。

  军队出版工作不仅承担着教育部队、教育官兵的责任,还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对全民进行国防教育。打赢人民战争,这是我党我军赢得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提高全民的国防意识,就提高了全民对人民军队的认识,就能够发动群众组织起来、依靠群众团结起来、组织群众武装起来。这也是军事出版工作在新时代的人民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责任和使命的原因所在,尤其表现在军事文学、文艺和文化上。比如,战争文学为什么经久不衰?军事影视为什么始终受到热捧?《亮剑》为什么能成为军内外受众都认可的作品?军队出版社在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指引下,应该打造更多的优秀文化产品,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创造优质的国防教育生态环境。

  习总书记指出:“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人才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对军事出版工作来说同样如此。人才的接力培育,是事业赓续的保证。当下,军事出版人才和军事理论、军事文化人才队伍面临着日渐减少的趋势,甚至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危机。在讨论备战打仗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思考和关注这个问题。没有人才,备战打仗从何说起?因此,军队出版工作备战打仗,首先还是要培育人才,不仅要培育出版领域的专业人才,还要培育具有深厚政治理论素养、军事理论储备、文学修养与艺术创作能力的全能型人才,如此才能真正在战时拉得出、顶得上。

  谈到图书出版战时如何应对,我们可以举一个美国人的例子。1944年6月6日,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仅仅数周,一批特殊的货物—成箱的图书与增援部队、武器弹药、食物和药品一起运抵诺曼底海岸。这些书籍被运往法国各地的书店以及报刊零售商店,由于时机很好,这些图书很快被销售一空。随后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图书陆续运达,最终发往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它来源于一本名叫《作为武器的图书—二战时期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宣传、出版与较量》的图书。该书讲述了鲜为人知的、关于美国图书出版人和美国政府开展重要合作,将精心挑选出的旨在突出美国历史和价值观念的近期出版的图书分发到那些从轴心国武装解放出来的民众手中的故事。他们将图书看作是“一切宣传工具中最为持久的一种”,是战争期间以及战争之后宣传“战争思想的有效武器”。图书被赋予了此前闻所未闻的更为伟大的责任或更多的重要意义。[1]

  无论是作为武器的图书,还是作为图书的武器,它都属于一种文化战争的范畴(笔者认为最终是价值观的战争),是对战争进行的思想、理论、文化上的支撑,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捍卫,这是人类战争最后的边疆和防线。美国人写的这部《作为武器的图书》,对军事出版人有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如何更加坚定以理论自觉和科学的学术精神来体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如何打赢一场文化的战争。对军事出版工作来说,就是在新时代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提升战斗力,关键是要把教条主义和蹩脚的表现手法更换成有思想含量、理论含量、文化含量的东西,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身处在“互联网+”的时代,虽然军事出版工作没有实现“互联网+”,其实也很难实现。军事出版现还处于一个“传统出版+互联网”的时代,而不是“互联网+”时代。但图书是人类最后的精神家园。传统出版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依然无可替代。军事出版工作战时如何应战,做到主动亮剑呢?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军事出版工作,作为一种为国防、军队和战争服务的对象,它不仅是出版行业的事情,而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军事出版工作必须时时怀抱生于忧患的意识,未雨绸缪,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一是要建立军队层面的战时军事出版机制,实现创作、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一条龙的高效战斗体系;二是要在国家层面联合地方出版行业建立联动机制,实现军民融合,战时一体化。

  图书出版永远要坚持“内容为王”,既要做好原创产品的开发,也要做好传统资源的深度挖掘和创造利用。笔者策划编选的《红色基因:感动父辈的革命回忆录(选本)》就是充分挖掘红色资源,为全军“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提供一部教科书式的主题读物。同时,新时代要大力做好外版军事图书的引进、翻译和出版工作,为部队官兵学习、了解、鉴别和吸收外国、外军的先进军事思想、作战理论和军事科技等做好保障工作,知己知彼,思想先行。

  要将图书出版的资源在新媒体上实现全天候的有效融合,包括宣传口号、标语海报等等,实现传统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的高效融合,战时要依托军队、地方和民营甚至个体(名人、大V)的新媒体和融媒体平台,不同媒体形态、平台互相配合、融合,相得益彰,真正实现“互联网+”。

  打赢一场战争,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实现人与武器的结合,武器先进,人也必须先进。人的先进性表现在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上就更加明显:一是忠诚,二是能力,三是作风。如何使军事出版在战时逼近战争、抵达前线,使有限的出版手段发挥无限的作用,就必须注重人和武器的结合,打造优秀的产品影响人、塑造人、鼓舞人,关键有三点。一要发挥平时文化战斗力储备的最大潜能,把优质图书产品在第一时间快递前线,鼓舞士气。二要组成战时工作队,发动作家深入前线创作文艺作品,这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南疆作战中都可以找到生动的例子。比如,朝鲜战争爆发后,著名作家巴金、魏巍等深入前线,创作了《团圆》《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优秀作品。在南疆作战中,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和军队作家深入前线,创作了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和歌曲《十五的月亮》等优秀文艺作品,凸显了军事出版的文化力量,激发了民族的爱国热情。三要在战时或战后发动参战人员拿起笔,兵写兵。比如: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丛书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的结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志愿军一日》,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号召全军指战员以自己在抗美援朝的亲身经历,选择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一人一事、写最值得纪念的一天的征文作品集;2003年“非典”期间,笔者策划编辑出版的《小汤山日记》,也是军事出版工作服务、宣传重大非战争行动的实际行动;近年,笔者策划了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强军实践和风貌的《强军进行时》报告文学丛书,被列入全国主题出版重点项目,也是军事出版工作为备战打仗服务的具体实践。

  在对敌宣传上,要做到敌人怕什么,我们就出版什么。在这方面,军事出版工作要主动作为,先发制人。一是与军队的高层指挥机构、智囊机构构建信息网络,实现联合作战,发挥平台作用;二是要联合地方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统筹谋划,合纵连横,实现四面八方资源共享,达到知己知彼、瓦解敌军。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事出版工作作为“持久的武器”,战前是“播种机”,战时是“宣言书”,战后是“宣传队”,在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上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党在新时代强军目标的指引下,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军事出版工作为备战打仗、打赢未来战争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任重道远。

  [1][美]约翰·B.亨奇,《作为武器的图书: 二战时期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宣传、出版与较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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